从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到“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”,孝文化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。而从无条件地愚孝到“色养”再到民国知识分子“父母于子无恩”的摒除愚孝，不同时期的孝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内涵。

　　古代“色养”:苏东坡的“精神养老”

古代特殊体制下的家庭养老，老人的精神状况如何？

在唐代，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，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，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，当时称之为“色养”.

盛唐时，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，因为妻子未能尽到“色养”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。到了清代，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，其中，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，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。这一点，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，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。

在古代，子女为父亲过节的细节，很繁琐，却很温馨，充分体现了“色养”的内涵。

给父母过生日，一般要举行家宴，还有“声乐”助兴。从唐代开始，子女要亲自制作生日汤饼，又名水引，就是现在的寿面。《红楼梦》里写贾敬的寿辰，“贾珍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，稀奇些的果品，装了十六大捧盒”,给他爹送过去。至于宴席、娱乐庆贺节目之类，更是舍得花钱，极尽奢华。古代子女还讲究“天道忌满，人事忌全”,不为父亲过“整寿”,正是祝他长生不老的意思。

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，就是父亲的“事业起点日”,文化人称为“科甲日”.苏东坡的大儿子苏迈在知河间县令任上，千里迢迢赶回家，为苏东坡庆祝“科甲日”.

孔子说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观其行；三年无改于父道，可谓孝矣。”汉有举孝，唐有孝悌力田科，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，都能换到官做，孝文化对政治制度也有着深远的的影响

　　胡适们的“孝”文化颠覆：从“父母于子无恩”到摒除愚孝

“三岁让梨”的故事让我们记住了孔融。就是这个让梨的孔融，却说出了一番大逆不道的话：“父之于子，当有何亲？论其本意，实为情欲发耳。子之于母，亦复奚为？譬如物寄瓶中，出则离矣。”

愚孝一直被暗地里批判，却没有明目张胆地被打倒，直到清末民国，才有人大张旗鼓地出来反对。“孝道”观念在民国建立之后逐渐弱化。晚清曾有不少课本以“二十四孝”故事作为教材，民国之后逐渐减少，那些愚忠愚孝之举不再成为儿童效仿的榜样，无条件服从、顺从不再成为儿童应具备的品质。

胡适也曾提出“父母于子无恩”论，后来他又为自己辩驳：“‘父母于子无恩’的话，从王充、孔融以来，也很久了。从前有人说我曾提倡这话，我实在不能承认。”胡适不屑于这种愚忠愚孝。但是他同时是一个孝子，对母亲有感恩之心，有报恩之意。胡适的孝，是站在儿子的角度，去真正感谢母亲对其的抚养与疼爱，与他的“父母于子女无恩论”没有矛盾。

鲁迅同样十分反感“二十四孝”里的《郭巨埋儿》这个故事。他认为旧说，抹杀了“爱”,一味说“恩”,又因此指望报偿，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，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。

“有人做了乐府，说是“劝孝”，大意是“儿子上学堂，母亲在家磨杏仁，预备回来给他喝，你还不孝么”之类，自以为“拼命卫道”。殊不知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；否则变成买卖行为，在人伦道德上，丝毫没有价值了。

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，便只是“爱”。

1949年之后，削弱了家庭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，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、父子关系、代际关系崩溃。上世纪50年代新婚姻法颁布，家庭开始转型，不再提倡孝道伦理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消弱了父母辈权威。于是，一场关于孝道文化的彻底颠覆运动轰轰烈烈展开。

　　“养儿防老”到“老漂族”:儿子也成易碎品

《事林广记》中有“养儿防老，积谷防饥”之说，这是传统观念，也是一种古老的获取安全感的方式。

“养儿”就是农耕社会的养老金，以年轻时的红利来获取老年时的保障。这笔红利能不能拿来做别的呢？当然可以，但后果请自负：把这笔钱拿来买粮食，但粮食会坏，不会完好贮存至你的晚年；把这笔钱存起来，打算等到老的时候再用，可万一遇上灾荒呢？你的钱可能因为通胀而变得毫无用处。

因此，在土地、金钱和儿子这“安全感三大件”中，养儿防老是相对最为靠谱的。它的靠谱，是因为相比名义上私有、实则随时会成为“王土”的土地，以及跑不赢通胀的货币，血缘关系更稳定牢靠。与“养儿防老”如影相随的还有宗族这一传统组织，法律则严惩“忤逆父母”,从制度上监督“养儿防老”。然而，历来都竭力表彰”五世同堂“,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；拼命的劝孝，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。

及至现代，漂一族，蚁族，丁克，4+2模式，都使得宗族中国、旧理想的家族关系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崩溃。儿女们即使有钱养老，精神养老也已成为奢侈品。